海派编织的先驱--鲍国芳

       现存有关鲍国芳的资料大多已经湮没，只剩下星星点点的历史印记。如据《羊行天下---恒源祥的故事》一书记载，民国时期，鲍国芳、冯秋萍、黄培英三位编结大师都曾受聘在“恒源祥公记绒线号”商店坐堂，当众讲授绒线编结技巧，现场教课授徒。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7月，恒源祥创始人沈莱舟为推销下属“裕民绒线厂”生产的地球牌和双洋牌绒线，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举办“绒线编结有奖竞赛”的启事，并为获奖者准备了丰厚的奖品：超等奖两名，各得现金国币200万；特等奖三名，各得奖金国币100万……（按当时的币值，国币三四千元可买一担上好大米）。9月中旬，上海各报又刊出了“由梅兰芳博士、刘海粟博士、沈莱舟先生、鲍国芳女士、冯秋萍女士”担任评委评出的获奖名单。这次“绒线编结有奖竞赛”，因奖金之高，参赛人数之多及名人参与评奖，在当时成为轰动整个上海的重大新闻。评委中鲍国芳的排名在冯秋萍之前，足以证明她在上海绒线编结方面的影响和地位。

       另据“上海广播电视志”介绍，解放初期，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无线广播电台私营台尚有冯秋萍、鲍国芳两位女士指导编结学习的广播节目。

       笔者收藏有民国时期鲍国芳编著的《毛绒线手工编结法》系列丛书多册，该书自1934年至1941年期间先后出版了七集，并不断再版。第一集出版时间为1934年10月，比冯秋萍和黄培英出版专著的时间都要早。（黄培英的第一部专著《培英丝毛线编结法》于1935年下半年出版，冯秋萍的《秋萍毛线刺绣编结法》（第一部）的出版时间是1936年12月。）这套丛书系32开本，布纹纸封面、道林纸内页印刷。初集至三集封面除文字外，左上部均为一手持绒线针，一手拉着掉落的绒线球线头的坐姿婴儿，图案文字设计清新简洁，颇有童趣。后面几集封面及封底增加了绒线商号、药店、染织厂等各种广告，文字大于书名，图案变得繁复，反而有喧宾夺主的感觉。

       《毛绒线手工编结法·初集》的序言，为曾任上海三区百货业工会理事长的陈施君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所写。序言中提及鲍国芳苦心研究毛绒线编结方法，“最近应大陆商场中国国货公司的聘请，每天在该公司南部教授编结方法，中午在中西广播电台播音教授……”,前来参加面授的仕女“拥挤出于意料之外”，收音学习者也“不乏其人”，更有外地来函每日数封不断，因工作繁忙，复不胜复，甚至造成求学者误会，才萌发了“《毛绒线手工编结法》出版的宏愿”。由于时间仓促，仅用半个多月先出版初集，以应学员急需，待有时间充分准备，再继续出二集、三集云云。当年手工绒线编结的流行热潮，由此可见一斑，即便与当今的追星现象比较，也是毫不逊色的。《初集》的内容包括初学者最基本的八种手法和针法，如作活圈法、持绒线及编针法、开针法、闭针法、缝针编物法、加针法、减针法等；二十种素式和花式编结法。以上二十八种编结方法除了文字详细介绍，均配有摄影图片一幅或数幅，让学习者一目了然。

       鲍国芳对海派编结的贡献还在于她对编结工具和编结方法的发明创新。1936年5月，《毛绒线手工编结法·三集（菊花针特辑）》问世，鲍国芳不但研究创新了透气性强，绒线与丝线两种线材编结，漏空轻薄、适应春末夏初穿着的菊花针编结法，还发明了与传统编结用针大相径庭的金属“菊花针”。这种“菊花针”呈圆盘状，大不盈掌，四周有12根可伸缩的针齿，以背面的旋钮控制。使用时将针齿伸出，即可绕制单片菊花，再逐一连接成整件衣衫。不用时将针齿缩进，便于携带，不会伤人。用菊花针和钩针编结的短袖上衣和披肩，可以穿在旗袍外，极为美丽摩登，当年曾风靡了整个上海滩，深受女届青睐。现今沪上女性夏季仍在穿着的丝线漏空钩针披肩和马甲，飘逸轻盈、风雅别致，其来源也许就是鲍国芳的“菊花针”发明吧。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初，是鲍国芳编结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在她的著作里可以间接地了解。如《毛绒线手工编结法·二集》出版的1935年，“国芳编结社”成立，地点在劳合路（今六合路）81号太和大楼，书内已有少量商业广告植入，此后，著作内各类广告不断增加，各大公司和各绒线商号都有她的著作出售。1941年《毛绒线手工编结法·第七集》出版时，国芳编结社迁至西摩路（今陕西北路），还在静安寺路的大华商场内设立了专门销售各种绒线、编结书籍和工具的门市部。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鲍国芳自《毛绒线手工编结法·第七集》出版后，再无新著问世。原因也许是编结大师冯秋萍和黄培英的异军突起、后来居上。除了编结技法、花样上的创新之外，她们两位更善于市场运作，用明星效应和社会媒体包装自己。进入五十年代，鲍国芳便淡出了海派编结舞台，直至消声匿迹。

       海派编结曾经有过它风靡女届、造福社会，人人皆知、灿烂辉煌的时期，如今，这光辉一页已经翻过，成为永久的历史。但是，鲍国芳----这位为海派编织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编结大师，名符其实的海派编结先驱者，上海工艺美术届乃至上海人民，应当重新认识她并记住她的名字。
 

（此文载《上海工艺美术》杂志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