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艺复兴●编织时光的手艺

寻访民间手工艺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这些手工艺做档案。已经有很多民艺消失了，所以需要我们挖掘整理。第二个目的，透过民间手工艺，我们可以了解当代乡村的社会经济状况。第三个目的，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些工艺上、设计上已经比较落后的民艺整理出来，再用我们这么多年在艺术系统工作的资源，去找一些设计师进行再生的设计。

只有让民艺在我们的生活中起作用，是实用也好，还是审美也好，它才会传承下去。

丨手工艺为什么衰落丨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尝试把手工艺衰落和逐渐消逝的最主要原因归结为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宗族活动的消失，直接导致了相关器具用品的消失）。在本辑中，汪民安给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机器打败手艺，是因为手艺不够经济。于是乎，手艺制品在耗时、耗成本的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被残酷的资本主义铁律所淘汰。紧接着，第二篇《编织时光的手艺：时间投入在当代西方手工艺中的价值》像是针对前者观点的详尽说明，一位英国人，莫尔•利专门就手艺的耗时价值展开了论述。手工的耗时性一直以一种隐形的价值存在于手工制品中，因其得不到有效的辨识，从而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甚至将时间的消耗看做一种负面的“价值”——我以为，这种看法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在前工业社会，在很多情况下，手工艺品是带有人类身体温度的某种“信物”。我们可以联想起唐人孟郊的诗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在这里，“密密缝”这个动作，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手工劳作，时间成了表达母爱的载体，似乎时间愈长，爱愈深切。游子身上的衣服成为寄寓了母亲深笃情感的象征之物。这种爱的温度既体现在手作的过程中，又随着衣物的完成而被固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手工艺的耗时性实际上构成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抗，反抗这个时代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和情感的缺失。如文中提到的设计师诺拉•福克所说“我所投入的时间是被他人认可的，但若用金钱衡量，就贬值了”。

人类为什么要做手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非像上述列举的，只有温情脉脉的一个.出处。在谭红宇的文章中，我们得到了另一种现实主义的回答。在海南黎族地区，长期来，制陶易物是生存的重要手段（“有了这个手艺，以后就不怕饿肚子了”制陶人羊拜亮自述）。然而当下，制陶这一传统的手艺由于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变迁，其本质发生了异化：即从拥有交换价值和日用价值到仅存日用价值，一直到转化为作为一种景观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谭红宇的纪录片《泥中有我》通过拍摄制陶人羊拜亮展开了对这种异化的思考，并对手工艺在当代的被景观化表达了忧虑之情。我认为，谭红宇拍摄《泥中有我》，实际上是想表达一种对社会观念的反抗，即对被文化权力景观化的反抗。通过影片，她把手艺和手艺人拉回到具有温度的现实生活中，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回归到初心。

对“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手艺人”的回答，在卢敦基的文章中也能轻易找到。一个离我们最近的答案是，经过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交替的那三年大饥荒后，随着婴儿成活率的提高，在浙江永康的乡村里学手艺的人明显增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迫于生计、养家糊口成了学手艺、做手艺的第一理由。在记述手艺人的师徒关系、生意、劳作、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甚至在那个时代手艺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卢先生主编的《永康手艺人口述史》都是一本史料翔实、情感细密的深耕之作。由于被访谈人全是作者的亲人、同事或好友，通常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的第一手资料，使得本书内容在最大程度上贴近了手艺人生活和劳作的世界。这既是一部鲜活的手艺人生活史，也是一部关于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活史。

在今天，手工制品在当代社会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乃是因为对手工艺的价值和意义的评判被当下的逻辑和术语所决定。我们也许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手工艺衰落和逐渐消逝的主要原因，在于文明的更迭带来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由之而来的一系列观念上的变化。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欠发达的国家，人们被挟裹在寻求效益和便利的道路上不计后果一路狂奔，灵魂已经远远赶不上欲望的脚步。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疯狂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遭遇到另一部分群体的反抗，这种反抗的力量正在汇聚和壮大。我不敢说倡导“民艺复兴”的同行们也是反抗队伍中的一员，但他们至少是迈向了一种更为传统和自然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当中，尝试重新建立起彼此的相互尊重和信任——这是一种可以感受到温度的新的生活方式。